《欢乐颂》引发讨论还在于，深度触及现实。富二代、海归、凤凰女、经济适用男，打工、创业、跳槽，过劳死、重男轻女、网络暴力，这些社会新闻里常见的“标签”式人物和事件，统统出现在《欢乐颂》里。

　　“富二代怎么能积极上进、顺风顺水？”袁子弹说，开播以来收到很多观众和同行的批评，最严重的批评是“人物设定崩掉了”“主创价值观混乱”。“实际上，每一个人都是多面向的交缠。”袁子弹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人性，是电视剧艺术应该着力挖掘和表现的。

　　“你知道《欢乐颂》里的反派是谁吗？每个人的反派都是自己。”侯鸿亮说，“如果依照常规，我们把富二代曲筱绡定位为反派，也许所有的价值观讨论都没有了。但现实里不是这样的，一个人不是好就好到底，也不是坏就坏到底。我们的生活里不是非黑即白，总有许多灰色地带。”
　　实际上，文艺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，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接受也从来不是“真空地带”。而围绕剧中人物塑造和价值观的讨论，映射的恰恰是社会转型期之下各种利益裹挟杂糅、价值取向多元的现实。仅仅通过一部电视剧，促成各种诉求弥合分裂、达成和解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《欢乐颂》的主创还是决定一试。

　　“都市剧的问题是把很多现实包裹起来了。玛丽苏是一种包裹，避重就轻也是一种包裹，就没有真正剖开了给大家看。《欢乐颂》真正剖开了吗？其实还没有。”侯鸿亮说，“电视剧是大众艺术，所以我们不能像文学戏剧那样极致，但我们希望它提示更多人看清楚自己、看清楚世界。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打破阶层的‘天花板’，坐在家里幻想就能实现吗？你要付出要奋斗，要打破那个迷幻的梦，才可能真正实现自我独立。”
　　然而，这些现实恰恰是很多都市剧要回避的，“安全”是最常见的理由。“电视剧是艺术商品，只要挂了艺术两个字，它就负有责任。说大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，说小了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人生和世界。”侯鸿亮进一步说，“《欢乐颂》走现实主义的路径，不仅反映现实也希望引发观众的思考。因此不管正面负面的声音，都是这个戏的收获所在。”